| 春天故事 一代人的命运与一座城市的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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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出处：《文汇报》 更新时间： 2008年04月22日 |
是什么力量激发出深圳经济快速增长的高速度？是什么魔力托起令全球瞩目的深圳“一夜城”？三十年来，一代人的命运与深圳的发展紧密相连，期间发生了哪些故事？
本书以编年体的形式，讲述了深圳三十年间崛起的过程，记录了深圳在经济、社会、制度、产业等方面的深刻变迁和上升。可歌可泣的创业故事和鲜为人知的史料披露，让我们重回那个激荡的创业年代。
邓小平第一次叫出“深圳”这个名字
1978年，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集中到北京举行了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13日，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并在会议上突然提出了一个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一口气列出十多个城市，第一个“城市”就是深圳。这是“深圳”第一次为外界所知，此前，如果说起广东毗邻香港的这个地方，都会称做“宝安”。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会议确定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伟人相继离去之后，邓小平的复出，让国人充满期待。此时，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引人注目。
在邓小平说出“深圳”这个名字以后，很多人开始在地图上寻找这个地方。
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到广东视察。这就是人们说的南巡。邓小平复出之后，一般描述为有两次南巡。其实，准确地说应该是三次南巡。1977年11月是第一次南巡。
邓小平关注深圳。来到广东以后，广东省领导把“逃港”的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面前。
汇报者小心翼翼地将“逃港”事件托出，邓小平似乎对这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无动于衷，用睿智的目光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大街，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背过身来，十分肯定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邓小平在广东十多天，直到离开，省委的领导还在揣摸这话的意味。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当时他是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竿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的日收入为0.7~1.2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为60~70港元，两者差距悬殊。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话。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此时的香港被世界称做“东方明珠”，是亚洲“四小龙”之一。
显然，深圳和香港在经济上的差距是导致“逃港”事件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经济的差距，是政策造成的。
正是这次南巡，“省尾国角”的深圳进入了邓小平的视野。
当时深圳城区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房屋低矮，街道狭窄，仅有“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十字街，点一支烟走过小街，走到头了烟还吸不完。
国内拍卖土地使用权第一槌
1987年年底，在国内第一场土地使用权拍卖会上，那位推动深圳土地出租的骆锦星举牌抢下了被挂牌拍卖土地的使用权。
1987年12月1日下午4点。深圳会堂座无虚席，人声鼎沸。西装革履、手握电子计算器的买地商人在会堂内外高谈阔论；捧着一叠土地资料，前来出谋划策的“智囊团”成员在席间窃窃私语；更多的是抱着新奇态度的旁观者。人们焦灼地等待着一个令人瞩目时刻的到来：这里将要进行我国首次土地使用权的公开拍卖。
拍卖就要开始了，中航工贸中心的一位干部领着他的助手匆匆踏进了会堂：“才看到报纸，来晚了。公开拍卖土地使用权，我们也要参加。”这位干部成了这次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的最后一位领取应价牌的竞争者。他的应价牌编号是：44。
“土地使用权拍卖击槌器”是这次拍卖活动的一个举足轻重的“道具”。这只枣红色的做工相当精致的击槌器，正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香港测量师学会敬赠。1987年12月1日。”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刘绍钧先生说：“这是专门从英国定做的，我们镶上这块铜牌，以记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紧张、激烈的角逐出现在4点30分，主持这场拍卖的市政府官员刘佳胜和廖永鉴喊出了拍卖底价：200万。语音未落，会场四处都已经亮出了白底并标有红色编号的应价牌。“205万！”“210万！”……几十块应价牌齐刷刷地举起来。
有人等不及了，“呼”地一下站起来，响亮地喊出了“250万元”。会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地价很快上升到了390万元。竞争者明白这个价已比前不久公开招标成交的地价每平方米高出了86元。
场内突然出奇地安静。市工商行房地产公司1987年12月1日，深圳市率先敲响了拍卖出让土地使用权第一锤的代表突然站起来：“400万！”“哗！”场内一片掌声。
“420万！”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经理骆锦星坐在那里笑眯眯地举起了应价牌。
场内又响起一阵掌声。几个回合后，房地产公司喊出了“485万元”。市工商行房地产公司在仔细斟算以后，“到此为止”了。就在主持人准备击槌时，场中冒出了“490万”的喊价。
骆锦星又开始决战。直到“525万”时，对手才鸣锣收兵。
刘佳胜一槌击下，庄严地宣告：“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归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掌声淹没了拍卖官的声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以及来自全国17个城市的市长、28位香港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亲临现场，中外十几家新闻单位的六十多位记者记录了这一历史时刻。
第二天，“深圳拍卖土地使用权”上了不少报刊的头条。
1987年9月9日，深圳就推出第一块有偿使用土地，中航工贸中心以议标的形式成交，成交价106万元。签字以后即交付了21万元履行合同的定金。合同履行后，抵作地价。地价余款，中航工贸中心在30天内向政府一次付清。这块土地位于振华、中航交叉路口，面积5300多平方米，土地用于建单身职工宿舍。按合同规定，中航必须在1989年3月1日前竣工。如延期竣工，第一、第二年按全部地价的10%向土地主管部门缴纳延期金，两年以上未交的，市政府就无偿收回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合同书规定，这块土地使用年期为50年。按市土地使用规则，用地者可以将土地连同建筑物一起转让，但必须办理土地使用的变更手续。
通过土地使用权转，不仅为政府增加了收入，而且使深圳也使全国有了首次出让土地使用权的石破天惊之举，此举直接促进了宪法及相关法律在土地使用权问题上的修改。从而深圳也成为国内最早推行住房改革的城市。
从秘书到深交所创始人
1983年，当大家都涌向深圳创业的时候，他却东渡日本留学，学习让人不着边际的证券知识，成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始人。
这个人叫禹国刚，原籍陕西安康，1964年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至国营三三七厂工作。1982年，禹国刚的一位亲戚从陕西跑来深圳，没多久，他就去信动员禹国刚举家南下，信中说：“深圳目前的条件不是很好，但我敢说这就是美国当年的旧金山！”
禹国刚欣然接受，当即卖了很让邻居羡慕的14英寸黑白电视机及一部三洋收录机，拿了600多元钱上了南下的火车。不久，他当上了深圳爱华电子厂党委秘书。
1983年，应中日青年研修协会会长冈崎嘉平太的多次力邀，我国终于决定选派两名青年到日本学习证券知识。廖承志副委员长知情后说：你们到广东找一找吧，那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样，团中央的一纸招考通知便发向了广东各大单位。时任爱华电子厂党委秘书的禹国刚很幸运地看到了通知。深圳毗邻香港，各种信息资讯交流的渠道比较顺畅。在做秘书之余，不爱交际的禹国刚阅读了大量金融类书籍，还托人从香港带来了许多内地根本看不到的证券类书籍。禹国刚对这次考试跃跃欲试，但听说报名的人不少，又非常犹豫。在深圳市团委领导鼓励下，禹国刚在一个星期六下班没跟领导汇报就往广州赶考，参加了星期天设在广州迎宾馆的考试。一看卷子，全部是日文，问的是什么叫市盈率，什么是股票等。禹国刚的日语派上了用场，很快就将题目答完，又举手问老师能不能多要一张空白卷，说是再抄一遍整齐好看些。老师大为惊奇：许多考生正因答不出题目苦苦思考，此人竟已全部答完，还有时间再抄一遍！交了考卷后，几个领导当场拍板：去日本学习的人就是他了！禹国刚事后才知道，此次考试从题目到答案，都是在日本设计拟就后拿过来的。
然而禹国刚却不知怎么向单位领导汇报这事。万一领导对他未经批准擅自赶考一事加以追究如何是好？他硬着头皮找到当时的党委书记许昌同志。想不到这位来自东北的书记十分豁达，他说：你是我们深圳市第一个公派留学的干部，这样的好事我怎么不成全你？禹国刚大喜过望。书记的开明，不但使禹国刚成为深圳市第一位公派留学干部，还使他成为新中国最早学习证券专业的外派干部之一。禹国刚去日本除了学习理论，还在丸庄证券公司一个部一个部地实习观摩。而在世界第三、亚洲第一大的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实习，令他对证券市场有了更深的感受。
几年后，禹国刚成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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